摘 要：《伯夷列传》被公认为《史记》七十“列传”中最独特，最难读的一篇。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名为伯夷与叔齐写传，实则曲隐地阐发自己的“一家之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仁义思想：标举仁义，反对“以暴易暴”；二、公正思想：吁求公道和正义，质疑“天道”；三、“不朽”思想：泰然处世，追求人生的“不朽”
　　关键词：《伯夷列传》　仁义　公正　不朽
　　在《史记》七十“列传”中，《伯夷列传》被公认为最独特，最难读的一篇。
　　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大体以叙记人物事状为主，篇末以“太史公曰”四字为开端，对人物作极其简短的褒贬评断。唯独《伯夷列传》例外，全文不过千字，大部分是议论，叙写孤竹君二子伯夷与叔齐事迹的篇幅不过二百七十多字，概括起来是以下三事：伯夷与叔齐让位、叩马阻谏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直至饿死。
　　伯夷与叔齐二人的事迹，在很多史家的眼里，实在不够档次。司马迁却对此大书特书，并将其传记置于列传之首，难免引起后世史学家的不解。唐代刘知几就明确指出：“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也？”① 甚至有学者质疑伯夷与叔齐事迹不可信，如清代学者梁玉绳曾列举十条证据来证明“《伯夷传》所载俱非也”②。的确，在司马迁之前，有关伯夷与叔齐的文献记载很少，仅零星散见于《论语》、《孟子》、《庄子》、《管子》等先秦诸子散文。司马迁作为一代太史公，他为何要选伯夷与叔齐这样资料阙如的人物作为列传第一篇的传主，并且偏离“实录直书”的写史原则而大发感慨？这是值得深究的。
　　司马迁自称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③，也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并不仅仅直录历史，而是要借写史来阐发他自己的思想主张。这跟先秦时期诸子各家借著作来阐述各家之言有契合之处。刘勰曾这样评价诸子书：“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④ 所谓“入道见志”，是指阐述理论、表达主张。“入道见志”一般被视为衡量子书的标准。司马迁的《史记》显然也符合这种标准。由此看来，《史记》不是一般的史书，而是具有子书风范的史书。《伯夷列传》即是最典型一例。在《伯夷列传》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名为伯夷与叔齐写传，实则曲隐地阐发自己的“一家之言”，譬如仁义思想、公正思想和“不朽”思想，且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现实的诸多感慨及其深沉的身世之感。
　　一、仁义思想：标举仁义，反对“以暴易暴”
　　伯夷和叔齐守孝道，尊礼法，坚持节义，堪称典范。伯夷恪守父命，要让位给弟弟叔齐。叔齐不愿破坏嫡长子立位的礼法制度，故坚辞不受。兄弟俩推来让去，最终为逃避君位而双双弃国出走。途中遭遇武王姬发兴兵讨伐商纣王。伯夷和叔齐认为姬发伐君不仁不义，便冒死拦马劝阻，未果。他们求仁求义之心终究改变不了殷商灭亡的命运，殷商终被武王所灭。伯夷和叔齐却以做周臣子为耻，以不惜生的决裂方式，“义不食周粟”，退隐首阳山，最后饿死。
　　对伯夷和叔齐宁死也要坚持操守和节义的高贵品行，司马迁是由衷赞颂的。这其间隐含着司马迁对现实的感慨与针砭。想一想，天下有多少人不在觊觎权力高位？多少人不在挖空心思，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谋权夺利？尚且不说往世的政治斗争，单就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王朝而言，自汉高祖刘邦开国直至武帝刘彻时代，围绕着权力而进行的各种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歇过，譬如汉初，高祖刘邦与以韩信为代表的异族诸侯王之间的争斗；刘邦死后，刘氏宗室与吕后势力之间的殊死较量；景帝时期，刘氏宗室间爆发的“七国之乱”；武帝刘彻晚年兴起的“巫蛊之祸”，等等。相比之下，伯夷兄弟对唾手可得的君位竟弃之如敝屣，这是多么难能可贵！难怪司马迁喟叹：“末世争利，唯征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⑤
　　伯夷和叔齐“让国饿死”的亮节高义曾得到孔子的赞赏：“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对此并不大赞同，认为伯夷和叔齐并非没有怨言，他在《伯夷列传》一文中，特意以伯夷和叔齐临死前作的一首诗歌为佐证：“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伯夷和叔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神农、虞、夏之世，君主以德治内，天下一片清明。可叹的是他们生不逢时。商纣作为一国之君，以暴治国，民众苦不堪言，微子、箕子、比干等忠臣惨遭不幸，据《论语?微子篇》所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不过，在固守仁义礼法的伯夷和叔齐看来，商纣固然没有尽到国君的责任；而姬发作为臣子，竟然以暴力血腥手段弑君，断然是大逆不道的。周取代商，不过是一个暴君取代另一个暴君，性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伯夷和叔齐由此对周产生一种绝望情绪，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
　　司马迁倡导以仁义立天下，反对暴力治国，暴力争权，他深刻认识到改朝换代的实质不过是“以暴易暴”。司马迁借伯夷和叔齐的轶诗，鲜明地表达他的立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天下人不知道“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他们以为，一个不得人心的暴君被打倒，其治下的腐朽黑暗的王朝被推翻，似乎从此天下就太平，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靠着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王朝同样陷入一种暴力圈子，因为暴力是专制统治者制服天下的惯用手段。周代商如此，汉易秦也是如此。司马迁不论对乱世时以暴力争天下，还是对王朝统一时充斥着暴力的专制政治，都带有比较强烈的憎恶情绪。
　　二、公正思想：吁求公道和正义，质疑“天道”
　　司马迁是一个讲究公道的耿介之士。他撰写的《史记》之所以能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⑥，也主要源于他的公正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于公道直言却给他带来巨祸，即著名的李陵之祸。
　　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率领不满五千的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同匈奴大军苦战多日，最终兵败，李陵被迫投降。在武帝震怒，朝野上下一致谴责李陵的情境下，司马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斗胆为李陵辩护了几句，认为李陵虽然兵败投降，但他的真正意图是等待时机报答朝廷，结果触怒武帝，“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⑦。腐刑即“宫刑”。对于一个士大夫而言，遭宫刑不仅肉体受残，更是人格受侮的奇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撕心裂肺地称：“祸莫 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受宫刑后，终日精神恍惚，所谓“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