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主要华裔美国女性作家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的作品中，母亲形象大都坚强、鲜活、丰满，而父亲形象则显得苍白、软弱甚至可有可无。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的视角解读这些父亲形象，可以看出他们总是处于缺失、弱化或恶魔化的边缘状态。这些形象一方面迎合了美国主流文坛对华裔整个族群女性化、阴柔化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又隐含着东方男权制度下的男性凶残无道而女性软弱无助，只有来自第一世界的救助才能使她们摆脱悲惨的命运。
　　关键词：女性主义　东方主义　父亲形象　缺失　弱化　恶魔化
　　一、引　言
　　华裔美国女性文学随着三代领军作家汤婷婷、谭恩美和任碧莲的崛起而迅速步入美国主流文坛。汤婷婷的《女勇士》成为美国大学的经典读物；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则连续九个月成为全美最畅销的小说，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此后她的其他几部小说《灶神之妻》《接骨师的女儿》等继续受到读者和华裔文学研究者的热切关注；继谭恩美之后，第三代女作家任碧莲同样轻松地步入美国主流文坛。她的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爱妾》及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及其它》都超越了单一华裔族群而注入了种族融合的新气息。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杰出女性作家的笔下，每个女性特别是母亲形象都鲜活、丰满，而男性形象则显得苍白、软弱，特别是父亲形象在这些作品中一直处于一种弱化或缺失的边缘状态。
　　无独有偶，随着华裔文学的崛起，对华裔作品的研究也开始层出不穷，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者们都更多地关注母亲角色、母女关系及华裔女性自我身份的探寻和建构，相反，对华裔男性形象或父亲形象的研究则非常少。造成这一研究缺失当然有社会背景和女性视角等客观原因，然而东方主义以及美国主流文学与媒体对华裔男性“阉割的”“女性化的”的刻板印象① 等对这些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所带来的影响恐怕不容忽视。而这些“缺失的”“弱化的”或者“恶魔化的”父亲形象对华裔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尊严则会带来可怕而深远的影响，也会继续加深欧美读者对华裔男性的“他者”印象。本文将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的视角来解读汤婷婷、谭恩美和任碧莲小说中不多见的父亲角色，并试图剥离出这些形象在如何影响着整个华裔族群。
　　二、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及缺失的父亲角色
　　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是从赛义德“东方主义”中演变出来的“一种修辞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说话人或作者可以借此抵消女性主义诉求中内含的威胁，使希望肯定西方优越性的听众乐于接受女性主义的诉求”②。培德（Parvin Paydar）③ 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出发，总结出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的三个明显特征。它首先是建立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发达，是女性的天堂，东方则落后、未开化，是女性的地狱；其次，东方女性只能是受害者，而非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而且东方女性在反抗和争取自主权的方式、方法上都是盲目的，所以她们需要救主，也就是西方的姐妹们来拯救她们；第三，东方世界里所有的女性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受到同样不平等的待遇。准确地说，所谓华裔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首先是作者和西方读者以第一世界女性的眼光来审视第三世界女性的命运，向西方读者展示东方父权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并且只有来自西方的力量才能让她们摆脱这种命运。所以女性主义东方主义首先在华裔作品中的女性身上有了完整的诠释。汤婷婷的《女勇士》被称为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的典型代表，因为“它虽说是华美文学文本,但批判的对象不是压迫华裔的种族主义,也不是主流社会中的性别歧视,而是中国社会及中国旧传统对中国女性的压迫与束缚”④。
　　除了在女性形象创作上的显性影响外，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恐怕最重要但也是最隐蔽的创作意识体现在男性或父亲角色上。在以上三位作家的很多作品中，男性形象非常少，甚至在部分小说中根本就没有父亲角色出现。在汤婷婷的作品中，父亲形象尽管已经边缘化或者女性化，但还没有完全缺失。而在谭恩美和任碧莲的笔下，我们见到的大多是带着孩子的单身中国母亲，在美国社会里艰难地生活，而又和子女以及子女所代表的美国文化格格不入，至于父亲角色，则在多部作品中呈缺失状态。
　　在《接骨师的女儿》⑤ 中，中国母亲路玲在女儿露丝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美国丈夫，一直与露丝相依为命。尽管正是这位美国丈夫和他的家庭将路玲从香港永无止境的等待中解救出来，并资助她移民到美国，谭恩美仍然没有给这位丈夫和父亲花费任何笔墨。在露丝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没有给她留下任何东西，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同样在《灶神之妻》⑥ 中，美国女儿珍珠也在十四岁时失去了当牧师的父亲吉米·路易，不同的是，父亲在她成长的十四年里并非全无印象，而是慷慨大方、强壮、仁慈、充满笑声、富有魅力。不过遗憾的是在小说的末尾，读者们无不惊异地发现，这样富有魅力的一个美国人并不是露丝的亲生父亲，她的生父则是母亲雯丽在中国的第一任丈夫，一个恶魔般的男人。
　　同样，任碧莲的作品如《谁是爱尔兰人》⑦和《爱妾》⑧中我们读到的也是寡居的中国母亲和她们的美国儿子或女儿。特别是在《爱妾》中，华裔男子卡内基的母亲王妈妈是个成功却刻薄、怪异的商人，靠着她的努力为自己也为儿子挣得了丰厚的家产，然而卡内基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他只是从母亲口中的只言片语知道，他父亲是个学者、博士，并非像他母亲一样逃难来到美国，而是在一流的美国大学享受奖学金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卡内基常常在母亲对父亲的描述中忍不住想象着，如果父亲活着，他应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里成长——“有一个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父亲，有研究生当保姆，人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和你的智商”⑨。然而可惜的是他却在单亲母亲的陪伴下长大。当母亲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外奔波的日子里，他一个人孤独地在闷热而狭小的公寓里度过一个又一个童年的岁月。
　　在这些儿女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一个个缺失了，读者在这些华裔女作家的小说中读到的首先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生存环境：没有父亲的陪伴，母（子）女相依为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然而儿女们大都在成年后成功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并与美国白人组成了家庭。其次，对父亲角色有意无意的忽略迎合了多年以来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族群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华裔族群女性化、阴柔化，缺乏阳刚之气。论及以上几位作家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创作痕迹，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作家们本人的成长经历在小说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谭恩美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从此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辗转欧洲，颠沛流离，父亲的英年早逝客观地在她的生命中造成了缺失。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出生在“婴儿潮”时期的作家们，美国社会经历的民权、反战、妇女解放运动对她们日后的创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很难有证据表明她们是女权主义者，但是论及她们所受的女权主义影响，则是不容否认的。另一方面，她们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把自己理所当然地当做美国人，所以她们的创作视角不可避免地带有来自女性的东方主义视角，即第一世界女性对第三世界女性们居高临下的同情和对第三世界男性的无情批判和有意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