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下旬，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重庆机场，机上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位长脸高额、银髯飘逸、身材不高但凛然威严的老者，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
　　是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达官贵人、鸿贾巨商、文人骚客、流亡学生、爱国志士……全都云集于此，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各种抗日团体、救亡组织，也都遍布在这弹丸之地。起伏如聚的山峦，奔腾不息的长江，常年弥漫的大雾下，掩盖着种种血雨腥风的复杂斗争；不时响起的警报，以及日机轰炸的巨响，则成为当时重庆司空见惯的生活点缀。
　　沈钧儒便是在这样一个阴霾密布、危机重重的地方，开始了他继续为国事奔走的生涯。此时，沈钧儒已年近七旬，在此之前，作为救国会的领袖人物，“沈钧儒”三个字对许多人来说早已如雷贯耳。为了抗战，为了国内团结，为了建立民主的国家，沈钧儒在重庆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重庆的良庄、特园等地，处处留有他瘦小的身影和不凡的足迹，而他那忧国忧民的胸怀、威武不屈的勇气，更使得他成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成为“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用石头“装饰”自己的屋子
　　沈钧儒初到重庆，住在青年会家庭宿舍17 号。后来因为日机轰炸，宿舍的玻璃震碎，他才搬到了枣子岚垭马鞍山83号的良庄。
　　今天，站在三峡博物馆平台往人民大礼堂西侧远眺，便能看到那个树荫浓密形似马鞍的山头，它曾是枇杷山到曾家岩之间一处兀立四瞰的制高点。按照中国风水协会主席陈帅佛对重庆风水的讲法：枇杷山为祖宗山，而马鞍山便是祖宗山沿山势而下，又蜿蜒盘旋而起的第三高峰――风水学上，被称为父母山。民国时期，这片风水宝地集中了不少官贾商宦的公馆楼房。良庄就是其中一幢一楼一底呈曲尺型的砖木结构小楼，黑瓦、黄墙、绛红的门窗，搭配出和谐统一、简朴大方的风格。
　　沈钧儒与王炳南夫妇合租在该楼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三层是一个很小的阁楼。当时的进步青年经常在阁楼上讨论时政，因为沈钧儒年纪较长，便自封为“房客合作者”的社长。沈钧儒生活十分简朴，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收藏石头。他对待石头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喜爱。每次得到一块新的石头，沈钧儒都会先细心地用清水来洗濯，去掉粘附在上面的污泥，直至露出石头的本来面目为止，然后再将石头养在水盆里，并坚持每天替它们换水。沈钧儒尤其喜爱书桌上那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工作之外，一有闲暇时间，他就拿一把水匙将清水慢慢地浇在石头上面，摩挲玩弄，乐此不倦。在良庄二楼的窗前、床头，到处都摆放着他搜集的石头，这倒使得他整个屋子的布局变得有格调起来。
　　沈钧儒出生在一个七代藏石世家，曾祖父沈濂、祖父沈玮宝等都爱好收藏美石。他之所以爱石，除了受家风的熏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十分看重石头坚强的品质。他与石而居，以石会友，赏石砺志，共商国事。
　　在离开重庆时，沈钧儒都没忘记这些收藏来的石头。同为“七君子”的史良曾在文章中回忆：沈老在重庆时，身后经常有“尾巴”（特务）跟踪，抗战胜利后，他离渝返沪，“尾巴”看沈老身边总有个大箱子，很沉重的样子，费尽心思打开审查，结果发现竟是一箱石头。
　　
　　为女儿操办婚礼
　　沈钧儒一生与石为伴，清贫自得，即使嫁女也一切从简。先是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所有新旧仪式，一概从删。是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在重庆枣子岚垭83号良庄敝寓举行茶会，欢迎本埠亲友光临……且民生日艰，无论何种馈赠，徒损物资，谨此声明辞谢。”
　　尽管只是清茶相待，谢绝贺礼，但是在1940年12月10日女儿结婚这天，依然宾客盈门，热闹非凡。中外名人的题词、题诗和签名填满了预备的白绫。
　　沈钧儒没有为女儿准备嫁妆，只在纪念册上写诗祝贺：“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 他的女儿沈谱和被称为“中国战地记者第一人”的女婿范长江，当天各自穿了一件洗得十分洁净的蓝布长衫，没有任何标志性的饰物。一些慕名而至的宾客，自己提了酒菜、带着酒杯，热情地来向新人祝贺，却不知道谁是新郎新娘。后来李公朴、冯玉祥二人从桌上花瓶中摘下两朵鲜花佩戴在新人胸前，才让大家不至于弄错贺喜的对象。
　　第二天，重庆《新华日报》有如下报道：“……正如他们的结婚启事所说：‘新旧仪式，一概从删’，这没有仪式的婚礼，因此就不同凡俗。宾客们没有特别的馈赠，我们却看到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先生的贺诗，周恩来同志也简要地祝贺新婚夫妇‘同心同德’……”
　　这场简朴而不同凡俗的婚礼，在寒冷的冬日为良庄带来了融融春光，成为此地最热闹的回忆之一。
　　
　　誓言为“民主之国”出生入死
　　位于上清寺的鲜特生公馆“特园”，很宽大，占地约七亩，包括达观楼、平楼和康庄三部分，据说是由鲜特生的夫人金竹生女士，以废弃煤渣打成煤砖售卖积得资本建房出租，积年发展而成的。其建筑典雅，居室宽敞，向北俯瞰嘉陵江，波光岚影，景色宜人。抗战时期，重庆的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在特园频繁聚会，不少还寄宿此园。1945年下半年，这里也成了民主同盟的大本营，也因此成了沈钧儒常到之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沈钧儒和张澜、黄炎培等几位老人亲自去机场迎接。9月2日中午，沈钧儒与张澜等代表民盟在特园宴请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到家了哟！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生活在民主之国。”并题下“光明在望”四字相赠，表现出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令在座诸公备受鼓舞。
　　从1909年发起组织立宪国民社，到1912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倒袁、护法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再到后来的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沈钧儒为民主宪政已经奋斗了三十多年，毛泽东所提出的“民主之国”，让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自由”，自然引起了他的极大共鸣。
　　1946 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沈钧儒作为民主同盟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中共密切合作，经过一番努力，使得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改组及和平建国等五项议案。只是没想到，2月10日，当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为政协商会举行成功大会时，突然闯入一群国民党特务暴徒，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数十人被打伤，特务见到沈钧儒时也疯狂叫嚣要“打死他”。幸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学范的汽车经过，沈钧儒跳上汽车才得以脱离险境。然而，这一切都吓不倒铮铮铁骨的沈钧儒，他曾说过，他一定会为实现“民主之国”的理想出生入死、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终止。
　　
　　前往璧山一路与敌人周旋
　　沈钧儒拥有多重身份，除了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他还是闻名中外的大律师，一生以清廉正直著称，在法律界不畏强暴，主持正义。抗战时期，他多次设法营救政治犯，被誉为刚正不阿的“政治律师”。
　　1942年春，沈钧儒与沙千里、林亨元、崔国翰等人组建了“平正法律事务所”，并被选任为重庆律师公会常务理事，还受聘为中共抗日时期的重要报刊《新华日报》的常年法律顾问，用他的法律知识为广大民众服务。
　　1944年，璧山县立中学的一位历史教员张理，因针砭时弊，抨击国民政府官员贪赃枉法，被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沈钧儒为张理担任辩护人，在开庭前一天，和林亨元律师一起从现在的渝中区凤凰台出发，乘车前往璧山。途经青木关时，公路上突然闪出一帮军警，一番盘查后，放行了其他乘客，唯独拦下了沈、林二人。原来，这是当局有意阻拦两位律师到璧山出庭，沈钧儒对此十分生气，马上乘车回到第一区（渝中区），直闯军统局，找局长戴笠理论。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律师，曾经的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戴笠也不敢怠慢，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地躬送沈、林二人走出了军统局大门。
　　当沈、林二人再次搭乘汽车到达壁山时，天色已晚，他们便在“临安旅馆”留宿，两人彻夜研究、讨论案卷，直至凌晨2点才睡下。刚合上眼，便听见墙外“扑通”一声，片刻之后板壁传来几下叩击声，同时伴有低声的警示：“沈老师，前后左右和楼顶有便衣监视你们，要注意！”沈钧儒咳嗽一声，以示回应。
　　虽然一路危机重重，但沈老毫无惧色，两人于第二天上午8点，准时赶到了璧山地方法院刑事审判厅。
　　那天，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沈大律师在辩论中义正辞严，引得全场掌声雷动。最后张理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沈钧儒先生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卧胆则藏薪/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炯炯悬双睛/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他用一生的奋斗践行着“我是中国人”的庄严宣告。重庆的过去，因为有了这位坚强的老人而变得更加精彩；中国的未来，因为有无数像他这样的先驱者一往无前的开拓，必将变得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