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双宝先生是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著名编审。由于他从不谈自己的身世，所以人们对他的了解一向很少。近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对他的经历做了一些了解。我发现，他不愧是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位优秀的创新型人才。
　　一、从红小鬼到大学教师
　　胡双宝先生是山西文水县人，1932年9月18日出生。父亲1937年11月投奔八路军，在炮兵团，后来调到延安成立的炮兵学校。抗日胜利后，炮校整体去东北，他父亲正住医院。出院后分配到总司令部行政处工作。
　　1941年，母亲去世，他先后在姑父、外祖父家待过一年半，1942年冬回家，与祖母、叔父一起生活。家境贫寒，此后的两三个春天，常靠挖野菜维生；干一点力所能及的农活。12岁起，夏天农忙时节，有人来找他做小工，帮助做一些农活。
　　1946年11月，父亲托人把他和妹妹接到延安。春节后他上了延安市第一完小。他在老家上过二年级，这个学校没有三年级，他就直接上了四年级。3月初，延安各机关撤退，他们于3月8日离开延安，辗转于4月中驻于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双塔村。定居下来，中央后委行政处协理员对他说，“现在没有学校上，先到青年队当小鬼吧。”这样，14岁时他就正式参加了革命。开始，他跟着财务室主任去军委供给部办事，后来就几乎都是他自己去。九月份，每人发晋绥币2000元的临时津贴，机关二百几十号人，有四五十万，就他一个人去领，回来再分给大家。
　　1948年春，机关向西柏坡一带转移，住到离西柏坡二三里的夹峪村。6月，成立中直机关文化补习学校。他父亲当数学教员。他先在村里上完小，后来在文校三班随班上课。文校有各解放区陆续寄来的几百本书，由他兼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就是这时候看的。在这里，通过报纸和每周的时事报告，了解了三大战役。
　　1949年4月迁到北平西郊，领导决定让他去上正式中学。他考人师大附中二部。上完高二，在本校(师大附中二部改名为师大第二附中，后又改为一零一中学)做了两年团的专职干部，1956年考入北大俄语系，1957年转到中文系。中文系当时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四五十人，留办的负责人要他负责这部分人的教学和辅导安排工作。从1958年秋天起，他就成了系里的干部。这个阶段，他除了工作，还选听了一些课，完成了《汉字史话》和历代政治人物传记译注《李广李陵苏武》。1963年秋，他开始教外系的写作课，后又教古代汉语课。1971年，借调到语言学院编教材(组长是吕必松)。一年后回北大，担任现代汉语教学小组副组长(组长是朱德熙)，**后改教研室，当副主任。
　　1978级汉语专业第一届学生入学，他自告奋勇给这个班上写作课。相继上了几届，并且给分校上过两届。他教写作课，不讲怎样写、写什么(他认为这些高中教师都讲过了，没有必要再重复)，他把重点改为有针对性的修改，讲作文中的问题。《汉语汉字汉文化》里《大学写作课六题》反映了有关情况。他教过的学生，有的在大学当老师，教写作课照胡老师的教法教，收到了好的效果。
　　1977年，给学员上文字学课，后来从79级起，给汉语专业上。1980-1981年上过两次“文字改革研究”，加“研究”两个字，是不把它讲成政策解说，而是介绍不同观点，讨论问题。
　　二、优秀的编审
　　1984年，调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担任编辑、副编审、编审。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1997年离休。
　　他当编辑的二十几年间，经他责编、复审、终审的书稿，各有几百种。他到出版社之前受托担任《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合著)的责任编辑。该书于1981年出版，三十年间重印超过百次，发行几十万册。他主要编辑语言文字类图书，兼及历史文化类图书。1989年冬，有一本古代军事资料方面的书，一百多万字，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书本不属他负责的业务范围，但他主动接过来，抽看样稿后，写出编辑处理意见，编纂方非常满意。
　　他离休以后主要是复审、终审。每种书都写出详细的修改意见，终审意见往往比复审意见提得多而具体。他还应约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典·哲学典》的特邀编辑，直接承担1400万字，出版前通查全书3200万字。工作量如此之大，可以想见，他必然是争分夺秒地工作。现在是约两千万字的《民俗典》的责任编辑，几年间相继参加其他八九部典的审稿。
　　从2005来起，他担任大型丛书《儒藏》的通审人，审阅了一些比较繁难的书稿《经典释文》、《仪礼经传通解》等；为出版社终审了《儒藏》中的多部著作。
　　他不仅仔细地读书稿、看校样，必要时还替作者作补充。1988年，一本讲写作的教材，“主题”、“结构”、“语言”等章都写得不错，但缺少有关文章修改方面的内容。他估计让作者写，可能不一定达到要求，便替作者写了一章“修改”，还附了三篇不同类型的修改示例。
　　一本有关日本的书稿，里边有“战国时代”、“南北朝”等用语。他知道这不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南北朝。如果是学术著作，读者自会知道。但这是通俗读物，许多读者不一定了解，而且容易误会，于是就查有关资料，连同书稿中的“江户时代”、“室町时代”等等，编了一个简单的日本历史年表，标出相应的公元年份，附在书后，方便中国读者。
　　如果原稿有疏误，他一定认真查证校改。例如明朝湛若水(1466-1560)的《甘泉文集》，有一处说到朱熹的五十代孙，校记说有一种校本作“三十代”。从文字比勘对校说，校点人已经尽到了责任。但朱熹(1130-1200)到湛若水三百多年，不可能有五十或者三十代。便在原校记之后加了“‘五十’、‘三十’当是‘十五’‘十三’之误”的话。每代平均25-30年。这虽属意校，但合乎事理。
　　如果原稿有存疑，他也尽量在查证的基础上，予以补齐。例如一本古书里有“安南在翼轸朱鸟之口”一句，“之”下一字模糊，校点人用口表示。翼轸是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里的翼宿和轸宿的合称，而南方七宿合成朱鸟。按星宿分野，安南自然是在中国南方之南。因此，他把口改为“南”字。当然编校古书，轻易不能改字，如果确有根据而改，对读者是有好处的，但必须在校记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