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贝尔的一生都很坎坷，在现实生活的挫折和精神世界的脆弱全体倒向他的时候，他终于，不愿再承受。1828年一个抑郁的月份里，他第四次写下遗嘱，附言到：“我请求罗曼科隆原谅我给他造成的所有麻烦，我首先恳求，不要因为这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而难过悲伤。”幸运的是亨利·贝尔今天累了，他还要另等一天结束这一切，第二天早晨朋友们来了，使他高兴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时，一个人看到桌上有一张白色的对开纸，标题为《于连》。这是什么意思，他好奇地问。啊，我想写一本小说，司汤达回答说。他们很兴奋，朋友们鼓励这个忧伤的人。于是，他开始了这部作品。《于连》这个标题被划去了，被一个后来不朽的名字——《红与黑》代替。事实上，从那天起亨利·贝尔就完结了，而另一个开始了并永存，他叫司汤达。
　　精神世界的崩塌，才是生命的彻底完结。还好，司汤达仍然在，而且存在的比他想象的还要更远更远。
　　很少有人比司汤达更能撒谎，更热忱地将世界神秘化，也很少有人更好和更深刻地说出真理。很少有人像这位伪装的艺术大师那样告诉世人如此之多坦白的关于自身的真相。司汤达必要时可以同样完美地做到真实，像他那样喜欢撒谎的那样完美。他以一种先使人目瞪口呆，并且常使人震惊，然后才动人心魄的毫无保留，极其大胆地，大声而直接地说出某种最秘密的经历和自我审视，而这是别人在意识的门槛旁就已急忙加以掩饰或否认的。
　　那是司汤达，也是于连。于连一生小心谨慎、工于心计，却在得知德·瑞纳夫人的那封信之后，毫无思考地开枪射向了她，并且坦然接受了等待他的结局——死亡，生命于他曾经是一个宏伟的战场，可是他却在还有很多机会重新来过的时候离开了这个战场。
　　这是于连的选择，是死亡，也是自由。同时，这一切，也是司汤达的选择。
　　死亡与自由，双生双灭。用生命维护自由，当自由达到顶峰，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唯有死亡才是永恒的自由。如果说，死亡是于连对于现实生活“最后的反抗”，那么，自由也就是司汤达所追求的“完美的退场”。这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保护着一份自由，他从没有呼喊一些什么，仅仅是安静地做出一个选择，没有惊天动地，甚至难以理解，但是，你就是知道，有一个声音来自遥远的从前，正是灵魂最轻柔的颤动在时间中有最远的波长。
　　因此，当心灵的、温情的和爱情的整体生命属于一个不可知的领域中而无法辨别时，它在最终的谜中——自由中找到自身的终结，这是一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