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花史》是创作产生于朝鲜朝中后期的一部优秀汉文小说。作品以花为主人公，将自然事物拟人化，描写“花之王国”三代王朝的兴衰。作品以讽刺的笔法，以“花事”写“王事”，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朝鲜朝时政，是朝鲜朝历史的现实写照；同时，作品又以绮丽的想象、幻化的意境、生动的形象，展示了花草世界的荣枯繁华，极具浪漫色彩。本文从作者考论入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假传性寓言小说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作为切入点，揭示古代朝鲜汉文小说名篇《花史》丰富的思想意蕴。
　　关键词：假传　作者考论　党争　王道思想
　　一
　　在东方审美中，文人知识分子有以香草美人自喻的传统，自然界的花草植物被赋予了人格的魅力，承载着文人们对美善的寄托，外扬馥郁的芬芳之美，表达的是对“仁”“善”的追求。创作于朝鲜朝中后期的《花史》，就是一部以花草植物“引类譬喻”，寓实于虚，直指时政的优秀作品。
　　《花史》以花为主角，将花草及与之有关的自然现象拟人化，用“花之王国的兴亡史”影射和讽刺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含蓄地表达作者的观点与态度，是一部带有“假传”性质的寓言小说。它以“人物”刻画为中心，采用“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以编年体的形式，通过对“花之王国”三个朝代四位国王统治的“人事”历史过程的叙述，表达作者的思想主张，寄寓作者对社会政治的理想。作品“布置回护，叙事收拾，颇得史家规矩”，文章“抑扬起伏，铺张引谕处，多有正本救弊之意，诚是昭代一花谏也”①，表现作者对当时黑暗朝政和昏庸君主的不满，对一心只图私利、不问是非曲直的奸人、佞臣的憎恨和谴责，隐讳地表达出作者对清明政治的追求和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心。然而这种表现绝不是单纯的诅咒、呵斥或是呼喊，而是处处显现为一系列刻画得栩栩如生的审美形象。我们知道，单纯的情感发泄不可能成为美的艺术，只有当艺术家意识到了他的情感所包含的深刻的理性内容，并把他的情感对象化、客观化，具现为情理交融的艺术形象的时候，这才有美的艺术的产生。从这一点上说，《花史》对于艺术形象的刻画是成功的。其“人物”既具备所拟之物，即花草树木及自然现象“物性”的特点，同时又兼具“人性”的特征。读之既能感受到寓言虚构性、故事性、哲理性的特点，同时又兼备史传美恶并举、褒贬分明的特点。
　　在《花史》之前，高丽朝的《三国史记》中便记载了统一新罗时期的薛聪为劝谏国王而讲述的一则寓言故事《花王戒》。作品以花王国的国王比拟人间的国王，以“蔷薇”比拟迷惑国王的身边宠侍佞臣，以“白头翁”比拟忠直之臣，揭示了“亲贤臣，远小人”的寓意。同样是花王国的题材，《花史》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揭示的寓意也更为深刻；在艺术表现上，作为寓言小说的《花史》既具备一般假传的特点，同时，其讽刺手法的运用，更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可以说，《花史》体现了儒家传统“怨刺”精神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结合。
　　在作品开篇序言中，作者道出了写作这部作品的由来：
　　太古之世无书，人与物奚异，草木有荣华芬芳者，如人之有道德文章。而人有书，记示于后，物腐而无传，悲。夫鱼以龙为王，兽以虎为君，黄蜂有衙，白蚁有国，则以花卉植物之美者，而独无君臣国家哉。古人以牡丹为王，芍药为相，则花卉之有君臣，尚矣。然牡丹主夏令而已，彼春花秋卉，亦岂无君长乎。兹以梅为冬春之王，牡丹为夏王，莲为秋王，略记其四王传统之序，及治乱得失之由。于是，君臣上下，荣枯贵贱，君子小人之分，与人同。然而惜乎，其历年无多，又不得传世也。虽然，其有荣华芬芳者，庶乎与人道德文章同，不朽于世欤。②
　　作者以人的道德文章写花卉植物。在作者看来，花草世界正如人世间一样，有“君臣上下，荣枯贵贱，君子小人之分”。故作者以最具季节时令代表性的梅花、牡丹、莲花媲于君；以松、柏、竹、桂等历来为古人视以高洁象征的植物配忠贞、贤臣；以杨絮、彩蝶等随风飘忽之物比谗佞；以飘风云霓为小人。花草虫等自然物被拟人化而具有了生命，充满着情感色彩，从而具备了非概念所能企及的审美特征，使得读者为“花王国”中种种奇丽幻美的形象所吸引，在美的欣赏中去体验和把握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用花卉比拟汪洋恣肆的奇思妙想，纵论政治兴亡”③，针砭时弊，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可以说，《花史》是“直承骚义”之作，“实是离骚后，初见文字也”④，是朝鲜“拟传”体小说的集大成者。
　　二
　　《花史》的作者今尚存疑。依据现存版本，学界对该问题有三种看法，即林悌说，南圣重说和卢 说。
　　过去一般文学史均认为《花史》的作者为白湖林
　　悌，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确认。林悌生于1549年，卒于1587年，时值朝鲜朝宣祖年间，也是朝鲜朝党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其创作主要有汉文诗、寓言小说等，主要代表作有《愁城志》《鼠狱说》等。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花史》是17世纪的南圣重所作。在“李秉岐的藏本《花史》中发现了统一版本的《花史》附有肃宗41年（1702年）壬午南圣重写有‘余作花史’的跋，以及肃宗44年乙酉金良辅为其朋友圣重的作品《花史》所作的跋。……南圣重，字仲容，壶谷龙翼的儿子。肃宗37年跟随赵泰亿出使日本”⑤。韩国国文学者金台俊认为，将《花史》视为肃宗壬午南圣重所作比较合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花史》为18世纪的卢 所作。卢 生于1738年（英祖14年），卒于1790年（正祖14年），字如临，号汉源，1765年（英祖41年）中进士。1777年（正祖1年）被权臣陷害，流配渭源，1782年获释。李家源所藏笔写本《花史》卷头写有“公州卢 著”字样。明确写有著者姓名，这在朝鲜朝英、正以前的版本中是很少见到的。书后跋文中有“夫寓言托物，古人多用其体者，则复谁下词于其间哉？卢氏之此传，虽使庄周骋其辞，韩退之掉其舌，未能加半字，而减只句，诚是青邱中大椎也。虽赤县，未有能出其右者。盖此等文字，全以无情之物，托有情之事，事之 胃擢肾、 目 心，弊尽自家无限肝肠而后已，多见其不自量也。美则美矣，不必如是效颦，可也”的记录。“卢氏之此传”再一次确认了作者是卢 的说法。此外，从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花史》作者为卢 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因为《花史》中有“一家内，有红白小三党，中又有不偏者，谓之三色。其或各分于红白之外者，又谓黄党。朝廷上，色目纷然，英王不能禁。至是，红白余党，尚存形色，王亦出自红党，欲专用一边人。金带围、卫足等，协心交谏，务存调和，或红或白，不有彼此，而白党犹盛”的内容。作品中“红”“白”“小”指的应该是“南”“老”“少”三党。我们知道，“党争”问题一直困扰着朝鲜朝的最高统治者。朝鲜朝前半期，经历了燕山君时期的几次“士祸”，在付出沉重代价的基础上，士林战胜了勋旧大臣掌握了朝政。然而政府变成清一色的士林之后，原来勋旧大臣同士林之间的权势之争又转化为士林间的斗争，也就是党争。士林内部的党争是那些早已担任显要官职并拥有大量土地和奴婢的老成士林，同虽已为官，但政治经济基础尚很薄弱的后起士林之间围绕官吏的录用问题展开的。老成派称为西人，少壮派称为东人。士林派分裂成东西两派大约是在1575年，即宣祖8年。其后，大约在1591年，东人内部围绕着如何对待反对派西人的问题产生了分裂，主张对西人采取温和态度的称为南人，主张采取严格对立态度的称为北人。此后，各派势力均有消长，并在以后的二百余年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大约在1683年西人又分裂成两派，即老论派与少论派。这样看，林悌生活的16世纪下半叶，这“三党”还尚未形成。此外的作品中的“英王”很有可能指的便是英祖（1724—1776）。激烈的党争给朝鲜朝的封建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同时，无休止的斗争给王权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因此，17世纪末肃宗统治时期曾企图实行荡平政策以制止党争，但未能实现。到了18世纪荡平政策作为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摆在了英祖的面前。1725年，刚刚登位的英祖便企图强制推行荡平政策，以保证王室的安危和维护其对封建国家的统治权。他实行了一种试图遏制因党争引起官吏集体黜免和残杀的政策，任用官职以老论为主，同时尽量任用少论、南人和北人。这一措施虽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党争始终未能消除，随后不久，1728年，又发生了一直受老论派压制的少论派的武装叛乱。所以作品中说“英王不能禁”。作品中“至是，红白余党，尚存形色，王亦出自红党”则可能指的是英祖的继位者正祖时代的情况。正祖曾经公开有过“我是南人”这样的言辞，所以在正祖时期，“欲专用一边人”，不少南人受到重用。然而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反而是老论派的余势又逐渐抬头，与作品中“白党犹盛”的说法一致。从以上存本的情况，以及将书中内容与历史相互印证，可以说卢 是《花史》作者的可能性很大。当然最终认定《花史》作者的研究工作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考证。然而，诚如李家源所藏笔写本《花史》书跋中所言，该作品“诚是青邱（指朝鲜）中大椎也。虽赤县（指中国），未能有出其右者”。这一评论是否言过其实，我们姑且不论，但就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手法实可谓青邱中之大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