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cn/history/yeshi/11036692/20070514/14093030_1.html

变法图存是北宋必须作的事情，从庆历新政开始，以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宋王朝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危机，一是自开国起的募兵政策，导致军费迭年增加，占了整个宋廷财政支出的大头。而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和兵员素质却因为厢军彻底沦为劳役和禁军只重搜罗体格健壮的农民以防止其造反，而非是练就一支精兵的极端政策而变得战斗力日减。

不同观点：亡掉宋朝的真正祸首:看王安石造就了多少奸臣

另外就是繁冗的官制、税制导致政府运转不畅，民众生活压力极大。还有就是西北的党项和北方的契丹，由于宋廷迭年要进贡岁币，又面临着战争的强大压力，导致这个庞大的帝国更加地不堪重负。

范仲淹等人看到了这种状况，他们忧心忡忡，并发起了著名的庆历新政。可惜的是，朝廷内的保守势力太过强大，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相继被贬离京，庆历新政无疾而终。后来虽然又有反复，富弼等人又重被调回京师主政，但最终这个改革还是流产了。范仲淹等人的大部分的改革主张都没有付诸实行。这充分说明了改革和保守是宋廷内反复较量的两个核心集团，但改革派总是没有保守派势力大，到头来总是要失败。

神宗继位了，作为北宋最有雄心壮志，最有才干的雄主，他赫然发现，他统治下的这个宋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如果说范仲淹等人的改革还有少许防患于未然的意味，那么神宗熙宁年间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如果不改革，宋廷就要灭亡。

首先是蔡挺，推出了将兵法。改变了北宋初年为人所诟病的“兵不专将、将不专兵”的旧弊，推出了以将兵法为核心的新的军事体制，将、部、队的北宋后期军事编制正式形成。然而这个改革也不彻底，首先这个法令只是在禁军中贯彻。而即便到了北宋灭亡的靖康年，系将禁军（即设将的禁军）也没有占禁军总数的百分之百，禁军中依旧存在一定数量的不系将禁军。而厢军则依旧沿袭着之前的旧制，以500人员额的指挥为其主要编制单位。这个时候不教阅厢军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战斗力，他们就是充杂役的民夫，从不参加任何军事训练，是徒具虚名的军队。而教阅厢军还稍微有些战斗力，但由于宋军训练的废弛，以及军事训练完全落伍和不切实际，导致宋军战斗力极其低下。具体讲，宋军的弓手是各县固定员额选拔的，他们的训练科目主要是拉弓，谁能拉开更强更硬的弓，谁就是好士兵。事实上，在后来的宋金战争中，金军的弓骑兵拉弓的臂力远远不及宋军弓手，但在精准程度上则远胜后者。宋军弓手在教阅的时候，十发仅得三、四箭中靶，实在让人摇头。宋军的高级指挥官们基本都由文官充任，这些人大都不懂得军事，有些人异想天开，提出了许许多多不切实际的训练科目，导致宋军无所适从，根本谈不上从实战出发，贴近实战要求来训练。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宋军中最骁勇善战的主力是陕西兵，在宋金海上盟约之后，陕西兵主力大部随童贯北征契丹，结果折损殆尽。以至于金军大举南下时，宋廷竟然没有能够迎敌的部队。直到南宋大营基本形成后，以招揽招安破产农民和义军作为战斗主力的岳飞、韩世忠等部才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稳定住了宋王朝的局势。战斗力最强，一直战斗在与党项人战争第一线的陕西兵，尚且被已经日薄西山的契丹人打得精光（当然，这其中领军者如童贯的无能也是主要原因），更休提把契丹人打得落花流水的肃慎人了。

现在回来继续说神宗的改革，神宗锐意改革的决心，与一心变法图强的王安石可谓一拍即合，神宗任命当时已文名卓著的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副相），主持变法。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前辈相比，王安石无疑更为迫切，更为激进，也更有魄力，手段也更为强硬。以青苗法、保甲法为核心的变法运动在神宗的强力支持下开始在全国推行。然而，变法触及到了部分保守派的利益。同时，在儒家的核心道德上，王安石和司马光等反对派产生了激烈的争执。我们不能完全说司马光等人是借用儒家道德来抨击王安石，因为司马光等人的确笃信儒家道德。讲的是：“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王安石更多的则是看到了宋廷国家财政上的日益困窘，他意识到了，如果没有充裕的国家金库，如果任由财政困境持续严重下去，那么宋王朝将无法支撑。

青苗法为首的经济方面的改革，王安石主要讲的是两点：一是为国求利，开财政收入之源。二是抑制兼并，压制富户和封建地主阶层，以改善民生。”但在实行中，王安石的目的没有达到。

一是他过于迫切和激进，改革政策推进的极为仓促。二是他极度自信，对于反对意见一概视之为保守派的迂腐，对于苏轼、司马光甚至于是改革派前辈、同时也是他的恩师的欧阳修的建议都置之脑后。没有什么改革政策是完美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修正和改变，但王安石忽视了其他人的合理化建议，导致部分改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切实际，甚至于背离了他改革的初衷。

三则是他用人不明。改革必须由得力的改革执行者来推行，但王安石当时在士林中相当孤立。朝野的清流多是支持司马光意见的极端保守派，恪守着封建道德，坚决反对改革。而熟知政治，有很高的施政水平，以欧阳修、富弼为代表的温和改革派，则由于王安石听不进去任何反对意见而与他越行越远。失去了这些最了解宋朝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政界人士的支持，对于王安石来说是致命的，他再也听不到合理化的建议，同时手中也没有多少有才干、通政务的官员可用，这使得他的改革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有政策，却没有得力的人去执行。无奈之下，他只能任用那些对他忠心耿耿的人，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智虑深沉的宵小之辈。怀着往上攀爬和获得更大权力的野心而汇集在王安石周围，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把改革政策好好的贯彻下去，在王安石因变法受挫而隐退后，这些人早已成长为了政坛上极有人脉和资源的老奸巨猾人士。在锐意改革的宋哲宗继位后，他们又顶着“改革派”的名头从地方陆续回到京城，开始了对元佑党人的血腥报复行动。蔡京、章淳等人不但败坏了改革派的名声，实际上对于改革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还进一步败坏朝纲，使宋廷滋生了严重的腐败腐朽现象。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四则是他的部分改革政策过于空想，在执行过程中又遇到地方重重的阻力，许多地方官吏和地主们阳奉阴违，甚至于暗中抵制。许多有缺陷的政策不但没有抑制兼并，反而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这又反过来成为保守派抨击王安石的口实。原本可以使民受益的政策，在地方官员的执行下成了劳民害民甚至于搜刮人民血汗的由头，这些地方官员不但扭曲的执行之，而且还执行的很卖力。至于那些抑制地主阶层的政策，则根本就是一纸空文，完全执行不下去。用现代的事例打个比方，王安石的变法就好比是中央推出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一样，原本是为了劫富济贫，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对穷人严格甚至于过度的执行，对于富人则完全放羊。到头来反而成了劫贫济富的恶政。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有着无比复杂的背景和无比复杂的原因，不是简单的保守派阻力、或者是改革者道德操守有问题这么简单。这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原因，甚至于整个天水王朝的历史大背景。绝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说清的。

事实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较量，贯穿了北宋整个历史时期，从开始的道德观念、政治理念之争，到后来的义气、名誉之争，再到后来的权柄之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恶斗，终于使得宋王朝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迟迟不能到来，国家深陷泥潭之中越来越难以自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义气之争，使得真正有利于宋朝的政策无法推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逻辑盛行于北宋朝野，真正的务实意见淹没在了一片叫骂争执声中。改革派一旦当政，马上便推行改革，不管这些改革是不是都有利于朝廷，也根本不听反对派对于改革的合理化建议。一股脑地把反对派发配到两广和海南岛去。保守派一旦当政，马上便“尽废改革之法”，恢复已经不切实际的所谓祖制，继续出于义气固执地拒绝任何改革的合理化建议，同样一股脑的把反对派发配到远离京城的边疆去。原本是改革与保守的争论，到后来却演变成了完全不在乎改革变法和北宋变革发展的“党争”。你上台就打击我，我上台就打击你。北宋的政治环境极度的恶化了，真正对于宋朝有利的改革在这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得到推行了。改革，一是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持不同意见的两方面人充分的讨论和交锋，吸收各方合理化建议，使得改革政策切实可行，同时也能真正得到贯彻。二是需要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基础，不能朝令夕改。只有一以贯之，改革才能够真正成功。无论是文景之治还是贞观之治，都充分验证了以上这两点经验。

在改革与保守派的交锋彻底沦为党争之后，一大批的奸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蔡京、高俅、王黼……北宋的覆亡不可避免的来到了。在这里我强调一下，不是王安石变法培养了这些奸臣，而是新旧两派的党争导致了这些只知弄权的奸佞的上台。蔡京等人虽位列“改革派”，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改革的意愿和实绩。只是打着改革派的名号讨好当时的皇帝宋哲宗罢了。

随后，让无数国人愤恨羞耻的靖康之难发生了，有气节有胆识的士大夫们痛感于宣和六贼乱政导致丙午之变的耻辱，对于蔡京等佞臣的愤怒和憎恨上升到了对改革派乃至于所有变法改革的反感和反对。以至于在康王赵构泥马渡江，小朝廷避难临安行在之后，宋朝的国策以及思想界开始变得更加的保守，朱熹等理学大家出现的土壤已经具备了，扼杀中国向前动力的宋明理学一经出现便逐渐成为绝对的主流，并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一再延长。曾经无比辉煌，让无数中国人骄傲自豪的世界头号大国一步步沦为了西方的附庸。辉煌的中国时代，就此告一段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