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等到“被动”时才尊重民意　　新华每日电讯刊文说，最近，一些地方项目建设时考虑欠妥，引发民众关于环境污染风险的担忧，甚至导致了抗议冲突。在强大的民意面前，项目最终都被紧急叫停。尽管民意在最后得到了尊重，但值得反思的是，如果总是以把事情弄大、弄出社会影响，作为增重的砝码，维权就会成为一场很高风险的游戏，而这种风险，本是很不必要的。试问：既然中国社会对于环境污染已经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情绪，为什么在重大涉及环境污染的项目决策之前，不能通过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释放民众的参与热情，反而总要捂着盖着，让你什么也不知道，让矛盾封到箱子里膨胀、发酵，让负面情绪不停做大，直到迅捷激发，产生破坏性力量，才不得不在民众大范围反对面前，低下高傲的头颅，俯下身来听听民怨、让让步？
　　一次次事件，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参与”的价值。为什么直路放在哪里，有些人总不愿意主动去走，非要走这种被动的弯路？或许从骨子里，有些地方官员还有一种“愚民思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觉得老百姓只要跟着走就行了，至于怎么决策、怎么发展经济，你不必要知道，总觉得可以完全代替民众关门决策、拍脑门决策；而与其对应的考核，常常只以经济指标GDP为关键标准，发展方式、民主水平，并没有充分吸纳进来，于是便可以不惜代价地以污染换GDP，只要经济上去了，什么都能上去。
　　今时今日，环境已大不相同：民众对环境污染的敏感非常强烈，民众对监督权力运行的欲望也非常强烈，这个时候还秉持上面这些思维，肯定是要栽跟头的。矛盾与冲突，一定要敞开暴露在前头，而最好的路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吸纳群众的参与，参与决策、参与监督，只要参与进来了，纵然有摩擦也不会酿成碰撞，纵然有矛盾也不会酿成火药桶。一个开放参与的权力图谱，或许会慢一些，复杂一些，但一定会稳一些，安全一些。
　　所以，民主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要成为一种决策习惯。学者阐释过，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它也对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理效应，当民众可以频繁地参与到民主决策中的时候，表达与诉求就会进入完全理性的通道，大家聚起来、强力起来、火爆起来才能被重视的局面就会改观，各个方面都能理性、温和、以有尊严的方式解决问题，就会积聚更多的可能。
　　对自我生活环境的关切，是一种本能，这也就意味着“参与”，是一种无法阻挡的社会诉求，排斥阻挡，遮掩欺瞒，无疑是在自造舆情的堰塞湖；有序吸纳、温和疏导，才能实现更富意义的社会多赢。要么温和参与，要么就会激烈参与。温和参与，释放的是正能量，激烈参与，释放的是负能量，孰优孰劣，谁是讲大局谁是图私利，真就这么难以掂量清楚吗？这几年，中央一再强调要民主决策，对于那些总是不能理解其深邃内涵、总做表面文章说一套做一套的部分地方官员来说，或许要多一些“不换脑筋就换人”。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与自由
　　中国新闻周刊撰文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有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段表述，值得关注。胡锦涛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其中的三个“更加”——即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在以前的类似讲话中是没有的。这段话至少给我们传出三层含义：一是中国人民可以享有也必须享有更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这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二是会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是发展民主必须依法进行，与实行法治统一起来。
　　从胡锦涛总书记此次关于政改的讲话来看，中国要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这是需要依照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要求，来改造国家权利机器，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拓展人民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开放决策过程，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并且每个环节都严格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充分享受民主与法治带来的厚利。
　　
　　改革到了新关口
　　中华读书报报道，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学者俞可平就目前中国改革现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中国的现代化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关口有什么特征，这对判断下一步的改革极为重要。俞可平的判断来自以下几个视角：第一，新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这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进程影响极大。第二，新的社会格局开始形成。第三，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为什么社会创新这么难？是因为根本没想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居然会产生，而且影响力会越来越强大。必须要抓紧完善制度，让社会创新能够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发展。随着改革中心的逐渐转移，改革的难度也将显著增大。在一些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改革必须有所突破。特别是在事关民主法治、社会公正、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官员廉洁方面，改革日益呈现出不进则退的局面。